项 霞，严倩婷
中国翻译认知研究热点与趋势探析（2000-2020）
项 霞1，严倩婷2
（1.宁波大学 科学技术学院，浙江 宁波 315300；
2.宁波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以CSSCI核心期刊2000-2020年翻译认知研究文献为数据基础，通过高频共词概览、共词聚类分析与共词战略坐标分析，全面考察中国翻译认知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研究发现：1）中国翻译认知研究前期以理论探索为主，近年实证研究迅速崛起渐成主流；
2）中国翻译认知研究可划分为翻译实证研究、翻译与关联研究、翻译与隐喻研究、翻译过程本质与应用研究四大主题类团；
3）翻译实证研究类团密度最高，翻译过程本质与应用研究类团向心度最高，两者均有潜力发展为内外联系皆紧密的核心化研究主题。
翻译认知；
关键词；
共词分析法；
主题类团
翻译认知研究发轫于西方，是基于认知科学，尤其是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理论的一种翻译研究新范式[1]606-607。“认知科学确能为了解译者大脑黑匣子的运作过程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观点，可望帮助人们更全面地理解翻译这一独特又扑朔迷离的跨语言认知心理活动。”[2]88-89为促进我国翻译认知研究的发展，颜林海[3]、苗菊[4]、刘绍龙和夏忠燕[5]、邓志辉[2]、肖开容和文旭[6]等陆续从认知角度对翻译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述，但以往这类倚赖人工阅读梳理的综述研究主观性较强，存在预设框架、对号入座的局限性，且难以考察主题内部结构及主题间的互动关系[7]37。近年来，随着跨学科研究兴起，研究者们开始尝试将文献计量分析法（bibliometrics）引入翻译研究，以期用公允、精准的数据客观反映翻译领域的发展状况。如金胜昔和林正军、张威和刘宇波等基于CiteSpace对历年文献数量、来源期刊等进行统计分析，分别梳理了中国翻译认知研究及国内外口译研究热点与进展[8-9]。除了文献数量统计，共词分析也是文献计量分析中的一个重要工具，尤其擅长厘清研究主题的演变规律和结构关系[10]22。自Grbić和Pöllabauer首次将其运用于社区口译以来[11]，国内陆续有研究者将共词分析运用于翻译研究，如译者胜任力研究[12]、翻译质量研究[13]、中国口译热点研究[7]，但总体来说，这一重要分析工具在翻译研究中甚为罕见。基于此，将针对我国2000-2020年间CSSCI核心期刊翻译认知研究中的高频关键词进行共词分析，以可视化及量化方式呈现当下研究热点与演进脉络，并据此预测未来趋势，为今后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研究问题
本文旨在回答以下四个问题：1）2000-2020年间中国翻译认知研究有哪些重要主题？2）这些主题可归纳为哪些类团？3）各类团在整个研究领域的地位与相互关系如何？4）中国翻译认知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
（二）研究工具
共词分析来源于美国情报学家Small提出的以文献为单位的共引分析[14]196。其原理是对能够表达某一学科领域研究主题或研究方向的专业术语在同一篇文献中的共现情况进行分析，从而揭示某一学科或领域的研究热点、研究范式与研究历程[15]。因为关键词通常代表可贯穿全文的主要内容与问题[16]253，因此常被提取为分析对象。“两个关键词共同出现在同一篇文献中的次数越多，表明二者之间的相关度越高相似度越大，‘距离’也就越近”[17]438。研究者们运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等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按照这种“相关”和“相似”将一个学科内重要文献的共现关键词加以分类统计，便能直观呈现该学科/领域研究现状，挖掘研究热点，探析前沿动态。
与其他文本分析法相比，共词分析不仅能纵向分析某一学科或领域的发展过程，亦能从横向角度研究其内部研究主题间的关系，从而以横纵两个维度来反映某个领域科学研究的动态和静态结构[17]438；
除了兼顾纵横维度，共词分析还能平衡整体与局部，“既可简约呈现网络的总体结构，也可用于聚焦特定细节、追踪共词模式，极尽其详”[15]156；
最后，共词分析能够“把众多分析对象之间错综复杂的共词网状关系简化为以数值、图形直观地表示出来”[18]70。
首先基于词频分析软件统计2000-2020年的高频关键词并进行分析，挖掘我国翻译认知研究的热点主题与趋势；
随后采用共词聚类分析（clustering analysis）和战略坐标分析（strategic diagram analysis），依据关键词的关联强度将中国翻译认知研究划分为不同的主题类团，并以可视化的方式描述“各主题类团内部结构及其在整个研究领域所处的中心程度”[7]38。主要研究工具为Bicomb2.0词频分析软件以及SPSS22.0和Excel软件。其中Bicomb2.0软件用于筛选关键词并提取高频关键词生成共现矩阵，反映高频关键词之间的潜在关联；
SPSS22.0和Excel软件用于聚类分析和战略坐标分析。
（一）筛选文献
选取CNKI的CSSCI期刊为检索数据库，将时间限定为2000-2020年，首先以“翻译”并含“认知”，分别作为主题、篇名和关键词模糊检索。通过阅读检索文章的篇名和摘要，发现与“视译”“口译”认知相关的文献数量较为局限。为确保文献样本更为全面，又将“译”并含“认知”分别作为主题、篇名和关键词二次检索，并手动剔除重复以及与翻译认知无关的文献，最终获得有效文献574篇。
（二）提取有效关键词
将筛选后的文献题录以ANSI编码的文本格式保存并导入Bicomb2.0软件。为保证统计结果准确度，首先将含义相近的关键词进行合并命名。例如：“眼动追踪技术”与“眼动追踪法”“眼动跟踪”统称为“眼动追踪”，“翻译技能”与“翻译能力”统称为“翻译能力”等；
随后剔除“翻译”“认知”“口译”“笔译”“同声传译”等本体性关键词以及“研究”“探讨”等涵义过于宽泛的关键词。最终得到有效关键词2 365个。
（三）筛选高频关键词
首先利用Bicomb2.0自带的词频统计功能，统计2000-2020全阶段的高频关键词。目前共词分析确定高频词阈值主要有“自主确定法、高低频词分界公式法、普赖斯公式法等”[19]91。结合本研究所得关键词数据，将2000-2020年间高频词阈值拟定为8，即频次为8及以上的关键词为高频关键词，共计25个（表1）。
（四）构建共现矩阵
Bicomb2.0可生成后续战略坐标分析所需的共现矩阵（表2），该矩阵能较为直观地呈现两两关键词间的关系，对角线两边的数据表示两个关键词共同出现的次数[20]50，“翻译过程”和“眼动追踪”共同出现了4次，说明共有4篇文章同时使用这两个词作为关键词。
（五）构建相似矩阵与相异矩阵
进一步将共现矩阵转化为相似矩阵和相异矩阵：首先利用ochiia系数将共现矩阵转换为相似矩阵，相似程度区间为0-1，数值越接近0说明相似程度越小。由于矩阵中0值较多，统计时容易造成误差过大[21]60，又将相似矩阵转化为相异矩阵（表3），作为后续聚类分析的数据基础。相异程度区间亦为0-1，数值越接近1，说明相异程度越大，相似度越低[22]69，即两者越不可能同时作为关键词出现在一篇文献中，如“翻译过程”与“认知语言学”的相异指数为0.943，与“眼动追踪”的相异指数为0.853，说明“翻译过程”与“认知语言学”同时作为一篇文献关键词的可能性小于与“眼动追踪”的共现可能性。
研究结果分析共三部分，即高频共词概览、共词聚类分析和共词战略坐标分析。
表1 高频关键词
表2 共现矩阵（部分）
表3 相异矩阵（部分）
（一）高频共词概览
筛选的25个高频关键词，从关键词及其所属论文年份可一窥翻译认知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发展和趋势。一方面，“关联理论”“隐喻”“认知语言学”“概念整合”等关键词高频出现，这一结果充分表明隐喻理论和认知语言学对认知研究影响深远，国内翻译认知研究主要以认知语言学理论之“石”，攻翻译之“玉”[8]99-100。尤其翻译认知研究发展前期，具有明显的“初始阶段的理论梳理与思辨这一研究特征”[5]62，“实验实证研究明显不足”[8]100。除了对认知语言学、语用学的直接理论借鉴[23-24]，基于此的翻译能力、翻译教学、翻译策略等应用研究[25-27]，也始终是翻译认知研究中方兴未艾的主题。
近年来，随着翻译认知研究主题的不断深入以及研究工具的不断革新，研究者们意识到实证性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可成为中国翻译认知研究新的转折点，积极引入认知科学的工具和方法如键盘记录、眼动追踪等手段探索翻译认知过程[28-29]，“眼动追踪”“实证”“键盘记录”等全新关键词高频涌现，排名分列第7、12、24位。这一趋势较刘绍龙和夏忠燕[5]、金胜昔和林正军[8]于2008年、2016年的文献分析有了明显的变化。这些实证手段有助于研究者对翻译过程进行更深度、细致、动态的探索，从而更快、更有效地发展翻译学科[30]14。传统的翻译认知主题如翻译教学、翻译策略、翻译能力等在认知科学的理论语境下得到重新定义和审视，并获得了新的理论生命。其次，与实证研究蓬勃发展密切相关的是，“认知翻译学”（Cognitive Translatology）亦作为一个全新概念成为排名第19位的高频关键词[31]，可见我国的翻译认知研究已逐渐突破了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的概念框架和分析范畴[32]，发展为一门独立的、较为成熟的学科。
（二）共词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可根据关键词的共现频率，把关联密切的主题聚集成独立的类团（每个类团代表一个独立的研究子领域），从而明确该学科研究热点的分支[33]118。将相异矩阵导入SPSS22.0进行系统聚类分析，绘制了2000-2020年国内翻译认知研究高频关键词聚类树状图（图1）。
图1 高频关键词聚类树状
根据聚类图，本研究将翻译认知研究划分为以下4个主题类团：
类团C1为翻译实证研究，包括眼动追踪、键盘记录、翻译过程、实证、翻译认知过程等5个关键词。国内翻译界实证类研究起步于21世纪初并迅速发展，早期研究者们主要利用“柔性研究方法”（如有声思维法、问卷访谈）进行定性研究[34]，此后随着研究者们对西方翻译认知研究主题、范式、工具的及时评介与引进[2，28，35]，2015年后我国快速迈入以“硬性研究方法”（如眼动追踪、键盘记录、近红外脑功能成像技术等）为主的全新阶段[36]172。主要研究主题包括翻译任务（如视译、笔译、人工翻译和译后编辑等）、翻译方向、特殊语言现象等因素对译者认知机制、认知努力的影响[37-41]。
类团C2为翻译与关联研究，包括关联理论、最佳关联、认知语境、语境、关联翻译理论等5个关键词。Gutt率先将语用学的关联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42]，该理论对交际意图与认知语境的强调为研究译者认知、决策过程开辟了一个新视角。国内对关联理论的评介始于林克难[43]，此后张新红和何自然通过该理论将翻译本质定义为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双重示意——推理交际过程[44]；
孟建钢、陈家旭和陈彦会则将该理论运用于指导典籍翻译、修辞现象等的翻译实践[45-46]。理论借鉴与应用研究两类主题的并存正体现了这一类团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类团C3为翻译与隐喻研究，包括文学翻译、文化、隐喻、翻译策略、隐喻翻译等5个关键词。自Lakoff和Johnson将隐喻从修辞手法定义为认知现象[47]，隐喻翻译研究这一古老课题被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研究者们或尝试构建翻译的认知隐喻观[48-49]，或基于认知语言学视角探讨诗歌、小说等文本中隐喻的翻译策略[50-51]；
此后随着相关实证工具被引入隐喻翻译研究中，又有研究者尝试将研究主体从文本转向译者，探究隐喻翻译过程中译者大脑的双语转换机制[52-53]。但总体来看，这一类团的研究仍以文本研究为主，对各类文本中隐喻现象的解读和平行语料库的使用成为较为主流的研究范式。
类团C4为翻译过程本质与应用研究，包括识解、译者主体性、概念整合、认知翻译学、翻译能力等10个关键词。研究者们将体验哲学以及认知语言学各重要理论——如概念整合、框架、识解理论等用于描述翻译过程[54-55]，使之具有动态操作性，以期解释传统翻译观中难以解决的种种矛盾。在此基础上，该类团研究逐渐出现两个分支：
一是从认知视角探讨各类文体（戏曲、诗歌、小说等）或语言现象（成语、网络流行语等）的翻译策略[56-57]；
二是构建翻译认知理论模型[58-59]。同时，因为认知翻译学强调翻译是认知主体（译者）进行的体验性认知活动，译者主体性也成为一个关注热点[60]；
译者能力也获得了新的构建和解读[25，61]。
（三）共词战略坐标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中国翻译认知研究各主题类团的内部结构及其在整个研究领域的地位，引入了战略坐标分析作为补充。战略坐标分析建立在关键词共词矩阵和聚类分析的基础上，用以描述某一研究类团内部联系情况和类团间相互影响情况[16]257。战略坐标图中，横轴为向心度（centrality），用于衡量各主题类团间相互影响的程度，“一个类团中的主题与其他类团联系的数目和强度越大，它在整个研究中就越趋于中心地位”；
纵轴为密度（density），是各类团内部联系强度的指标，“说明该类团维持和发展自身的能力”[7]43。本研究战略坐标计算基于SPSS22.0及Excel软件，各类团向心度与密度[62]483结果（表4，图2）：
表4 各主题类团向心度与密度
图2 各主题类团战略坐标
无类团处于第一和第三象限，这意味着我国翻译认知研究并没有向心度、密度同时很高或很低的类团，说明中国翻译认知研究主题较为多元，各主题均产出了一定成果但基本处在各自为政的状态，尚未出现内部、外部联系均紧密的核心化研究主题，同时也没有边缘性主题或内部结构松散且与其他类团联系不紧密的研究主题。
类团C1和类团C2同处于第二象限，其中类团C1密度为所有类团最高，说明翻译认知实证研究内部关键词的共现频率较高，如“翻译过程”“眼动追踪”“实证”等词高频共现，可见研究主题之间联系紧密、一致性较高，维持和发展自身的能力强，研究结构与研究规模均较为稳定；
但其向心度较低，说明实证研究与其他类团联系强度较低，研究维度有待进一步拓展。现有实证研究大多起源于翻译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如能加大和认知语言学、语用学理论的结合，从理论中产生实验假设，再用理论对实验结果进行阐释及升华，可更有效地广泛连接其他类团，并有望发展成为第一象限的核心化主题。
类团C2的密度与向心度均更低，其中向心度为四类团最低，说明关联理论研究关键词未与其他类团关键词形成交叉研究，与其他类团之间未实现融通。现有研究或从关联理论对翻译过程做出重新解释，或将其运用于翻译文本研究，关注点始终是原作与译作语言、文化信息之间的最佳关联性，若能凸显出译者作为认知主体在寻找最佳关联过程中的认知机制和心理活动，便可与类团C1和类团C4发生较强的关联。
类团C3和类团C4同处于第四象限，说明翻译与隐喻、翻译过程本质与应用研究密度低，但向心度高。低密度说明“内部研究结构较为松散，易分解为其他研究主题”[7]44。以类团C3为例，我国隐喻翻译理论研究仍显薄弱，尚未形成独立的研究系统，隐喻翻译常被当作一种特殊的现象，成为其他类团的研究对象，因此与其他类团均存在交叉研究。如类团C3中最高频关键词“隐喻”最初由研究者在类团C2中的关联理论或类团C4中的概念整合理论指导下探讨其翻译策略，此后随着翻译实证研究的发展，又有研究者基于类团C1中的实证手段对其进行翻译认知研究。
类团C4密度为四类团最低，向心度为最高，说明该类团内部最为松散，涉及的研究对象较为广泛但各自研究内容的相关度较低，然而该类团与其他类团的融合度最高，是其他类团重视的主题，具有潜在发展趋势。如“翻译教学”“翻译能力”“认知机制”等常成为翻译认知实证研究的研究对象；
译者主体性与其他类团主题的结合如关联理论、隐喻翻译、概念整合理论研究则更为广泛。
本研究以国内核心期刊2000-2020年翻译认知研究文献中的高频关键词为数据基础，通过高频共词概览、共词聚类分析与战略坐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 高频共词概览显示，二十年间中国翻译认知研究不仅出现了数量的快速增长，也出现了重心的明显迁移。前期多以思辨性研究为主，研究者们借助认知语言学、语用学等学科理论对翻译现象进行解释描述；
近年来，尤其2015年后，随着心理学工具和方法的引进，研究者对翻译认知实证探索的兴趣增强，翻译认知研究实现了从理论思辨到实验实证的跨越。因为翻译认知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未来研究者们可以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为理论基础，认知科学工具为实证手段，坚持思辨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模式，为这一学科的理论构建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并建立切实可行的认知翻译理论模式。
2. 根据高频词聚类分析结果，我国翻译认知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为明确的研究框架，大致可划分为翻译实证研究（C1）、翻译与关联研究（C2）、翻译与隐喻研究（C3）、翻译过程本质与应用研究（C4）四大主题类团。这四大类团的划分充分体现了心理学、语用学、隐喻研究与认知语言学对翻译研究的深远影响。目前这四大主题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不同主题间的交叉融合研究仍较少见。这正吻合了Jakobsen对翻译研究现状的判断：“翻译研究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趋势，倒是有几个大大小小的发展方向”[35]109。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各类团方向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会成为今后一个重要发展趋势。
3. 根据战略坐标分析结果，翻译实证研究类团（C1）密度最高，可见内部联系紧密，一致性较高；
翻译过程本质与应用研究（C4）向心度最高，可见与其他类团关联最多。若能积极扩宽C1研究视阈，寻找与其他类团的契合点；
同时加强C4的研究深度，提高研究主题的一致性与系统性，两个类团均有潜力发展为第一象限的核心化类团。关联翻译研究（C2）目前仍然存在研究维度单一的问题，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借助关联理论或关联翻译理论解释文本中某一翻译现象，可将其与实践研究（如翻译教学、翻译能力、认知机制等主题）相结合，拓宽其应用范围。而隐喻翻译研究（C3）内部结构不太稳定，易分解为其他主题，因此需加强其研究的深度，形成较为系统的研究方向。
综上所述，翻译认知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需实现三个融合——即认知语言学与心理学范式的融合、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的融合、过程研究与产品研究的融合，这也吻合“认知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展趋势和要求。为了实现三个融合，其一必须与语言学研究者和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者进行跨界合作，尽快建立跨学科合作网络，拓宽这一研究领域的深度和广度；
其二，加大实证研究力度，进一步结合眼动技术和神经科学的脑电、近红外光谱扫描、核磁共振等手段，通过眼动、脑电波等多元数据同步探测翻译过程，对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全面揭示翻译过程实质，构建认知翻译理论模式；
其三，结合实证研究和语料库研究，尤其可以将实验过程中产生的翻译产品建成语料库，再与具体实验数据结合，研究译者在选择译文时的心理机制，比如哥本哈根学院的CRITT TPR-DB平台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分析数据源仅限于CSSCI期刊论文，其他类型文献（如博士论文、论文集论文等）未予统计。未来将考虑纳入更多渠道文献，更能反映翻译认知的最新研究问题和方法，从而管窥研究全貌。另外，由于提取的关键词由作者提供，而不同作者在对关键词命名时尚未形成统一规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聚类分析和战略坐标分析的结果。但总体来说，所呈现的三类分析结果仍能较为客观地呈现我国翻译认知研究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为确定未来研究方向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注释：
① Ochiia系数=AB两关键词同时出现的频次/（√A关键词出现的总频次×√B关键词出现的总频次），将共词矩阵数据导入Excel与Ochiia系数相乘，即可得到相似矩阵，相似矩阵中的数字为相似数据，数值大小表明词与词之间的距离远近，数值越大则表明词与词之间的距离越近，相似度越高（因本文数据分析仅需相异矩阵，文中不再列举相似矩阵）。
② 用1减去相似矩阵内的值即可得到相异矩阵，相异矩阵与相似矩阵恰好相反，数值越大，说明两两关键词距离越远。
③ CRITT TPR-DB为“翻译与翻译技术研究与创新中心”的翻译过程研究数据库（Center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n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Technology，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Database），该公开数据库记录了500多小时、3 000多个任务的翻译文本生产过程，供翻译过程研究者使用。参见：https://sites.google.com/site/centre translationinnovation/ tprdb。
［1］ 卢卫中, 王福祥. 翻译研究的新范式——认知翻译学研究综述[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3, 45(4): 606-616.
［2］ 邓志辉. 认知科学视域下西方翻译过程实证研究发展述评[J]. 外国语, 2012, 35(4): 88-94.
［3］ 颜林海. 西方翻译认知过程研究概述[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33(3): 116-119.
［4］ 苗菊. 西方翻译实证研究二十年(1986-2006)[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5): 45-48.
［5］ 刘绍龙, 夏忠燕. 中国翻译认知研究: 问题、反思与展望[J].外语研究, 2008(4): 59-65.
［6］ 肖开容, 文旭. 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的新进展[J]. 中国翻译, 2012, 33(6): 5-10.
［7］ 任文, 黄娟. 中国口译研究热点与趋势探析(2008-2018)[J]. 中国翻译, 2019, 40(5): 37-47.
［8］ 金胜昔, 林正军. 国内翻译认知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J]. 外语教学, 2016, 37(5): 96-101.
［9］ 张威, 刘宇波. 国内外口译研究最新进展对比分析——基于CiteSpace的文献计量学研究(2015-2019)[J]. 外国语, 2021, 44(2): 86-98.
［10］ GRBIC N. Bibliometrics[M]//GAMBIER Y, VAN DOORSLAER L.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20-24.
［11］ GRBIC N, POLLABAUER S. Counting what counts: research on community interpreting in German-speaking countries-a scientometric study[J]. Target, 2008, 20(2): 297-332.
［12］ 钱春花, 徐剑, 胡洁雯. 译者胜任力构建: 共词分析、翻译行为事件访谈与实证研究[J]. 外语界, 2015(4): 18-24.
［13］ JIANG Z H, TAO Y. Co-word analysis and bibliometric visualization of translation quality literature: research topics and trends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1997–2016)[J]. Asia Pacific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2018(5): 1-16.
［14］ CALLON M, COURTIAL J P, TURNER W A, et al. From translations to problematic networks: an introduction to co-word analysis[J].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983, 22(2): 191-235.
［15］ HE Q. Knowledge discovery through co-word analysis[J]. Library trends, 1999, 48(1): 133-159.
［16］ LAW J, BAUIN S, COURTIAL J P, et al. Policy and the mapping of scientific change: a co-word analysis of research into environmental acidification[J]. Scientometrics, 1988, 14(3-4): 251-264.
［17］ 马费成, 望俊成, 陈金霞, 等. 我国数字信息资源研究的热点领域: 共词分析透视[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07(4): 438-443.
［18］ 钟伟金, 李佳. 共词分析法研究(一)——共词分析的过程与方式[J]. 情报杂志, 2008(5): 70-72.
［19］ 虞秋雨, 徐跃权. 共词分析中高频词阈值确定方法的实证研究——以新冠肺炎文献高频词选取为例[J]. 情报科学, 2020, 38(9): 90-95.
［20］ 崔雷. 专题文献高频主题词的共词聚类分析[J]. 情报理论与实践, 1996(4): 50-52.
［21］ 王红. 基于共词分析法对近十年我国图情学研究热点的分析[J]. 情报杂志, 2011, 30(3): 59-64.
［22］ 张勤, 马费成. 国外知识管理研究范式——以共词分析为方法[J]. 管理科学学报, 2007(6): 65-75.
［23］ 段峰. 论翻译理论研究的认知视角[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36(6): 90-94.
［24］ 王寅. 认知翻译研究[J]. 中国翻译, 2012, 33(4): 17-23.
［25］ 谭业升. 翻译能力的认知观: 以识解为中心[J]. 中国翻译, 2016, 37(5): 15-22.
［26］ 冯全功. 从认知视角试论翻译能力的构成[J]. 外语教学, 2010, 31(6): 110-113.
［27］ 魏清光, 丁卫国. 面向理工科研究生的“语义—语用”翻译教学模式建构[J]. 外语界, 2011(3): 31-35.
［28］ 冯佳, 王克非. 探悉翻译过程的新视窗: 键盘记录和眼动追踪[J]. 中国翻译, 2016, 37(1): 12-18.
［29］ 马星城, 李德超. 翻译教师和普通读者在译文在线评阅中的认知过程研究——基于眼动追踪数据的翻译质量评测[J]. 外语研究, 2020, 37(4): 28-36.
［30］ 姜秋霞, 杨平. 翻译研究理论方法的哲学范式——翻译学方法论之一[J]. 中国翻译, 2004(6): 12-16.
［31］ HALVERSON S L. Implication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for translation studies[M]//ROJO A, IBARRETXE- ANTUNANO I.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advances in some theoretical models and application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13: 33-74.
［32］ 谭业升. 认知翻译学对翻译研究的重新定位[J]. 中国外语, 2021, 18(3): 79-87.
［33］ 钟伟金, 李佳, 杨兴菊. 共词分析法研究(三)——共词聚类分析法的原理与特点[J]. 情报杂志, 2008(7): 118-120.
［34］ 李德超. 有声思维法在翻译教学中的运用——TAPs翻译研究对翻译教学的启示[J]. 中国翻译, 2008, 29(6): 34-39.
［35］ 苏雯超, 李德凤. 翻译认知过程研究: 现状、问题与方法——阿恩特·雅可布森教授访谈录[J]. 中国外语, 2018, 15(5): 102-111.
［36］ GOPFERICH S, JAASKELAINEN R. Process research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where are we, and where do we need to go?[J].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2009(10): 169-191.
［37］ 卢植, 孙娟. 人工翻译和译后编辑中认知加工的眼动实验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8, 50(5): 760-769.
［38］ 王家义, 李德凤, 李丽青, 等. 译员阅读加工的认知机制——基于眼动追踪技术的实证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 2018(4): 84-90.
［39］ 连小英, 康志峰. 眼动跟踪靶域与视译速效研究[J]. 中国外语, 2019,16(4): 104-111.
［40］ 何妍, 李德凤, 李丽青. 方向性与视译认知加工——基于近红外脑功能成像技术的实证研究[J]. 外语学刊, 2020(2): 95-101.
［41］ 王一方. 两种翻译方向下语言隐喻对源语理解过程的影响[J]. 外语学刊, 2018(2): 102-109.
［42］ GUTT E.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M]. Oxford: Blackwell, 1991: 24-41.
［43］ 林克难. 关联翻译理论简介[J]. 中国翻译, 1994(4): 8-11.
［44］ 张新红, 何自然. 语用翻译: 语用学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J].现代外语, 2001(3): 286-293.
［45］ 孟建钢. 《道德经》英译的关联性研究——以亚瑟·威利的翻译为例[J]. 外语学刊, 2018(4): 84-89.
［46］ 陈家旭, 陈彦会. 关联理论视阈下双关语英译研究[J]. 上海翻译, 2019(6): 62-68.
［47］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13.
［48］ 肖坤学. 论隐喻的认知性质与隐喻翻译的认知取向[J]. 外语学刊, 2005(5): 103-107.
［49］ 张蓊荟. 翻译的认知隐喻观[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6): 53-55.
［50］ 谭业升. 论小说翻译中的隐喻连贯——以火的隐喻翻译为例[J]. 外语教学, 2007(6): 81-84.
［51］ 刘冰泉, 张磊. 英汉互译中的认知隐喻翻译[J]. 中国翻译, 2009, 30(4): 71-75.
［52］ 项霞, 郑冰寒. 背景信息与隐喻视译质量——基于英译汉视译结果的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5(1): 69-74.
［53］ 武光军, 王瑞阳. 基于眼动技术的英译汉过程中隐喻翻译的认知努力研究——以经济文本中的婚姻隐喻翻译为例[J]. 中国外语, 2019, 16(4): 95-103.
［54］ 王斌. 概念整合与翻译[J]. 中国翻译, 2001(3): 17-20.
［55］ 苗菊, 王少爽. 从概念整合理论视角试析翻译准则[J]. 中国外语, 2014, 11(1): 94-99.
［56］ 李庆明, 刘冰琳. 认知语言学翻译观视域下秦腔翻译的多重互动性研究——以《杨门女将》为例[J]. 外语教学, 2016, 37(2): 101-104.
［57］ 王寅. 体认语言学视野下的汉语成语英译——基于《红楼梦》三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J]. 中国翻译, 2019, 40(4): 156-164.
［58］ 金胜昔, 林正军. 认知翻译模型构拟[J]. 外语学刊, 2015(6): 100-104.
［59］ 王寅. 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过程新观[J]. 中国翻译, 2017, 38(6): 5-10.
［60］ 刘正光, 陈弋, 徐皓琪. 亚瑟·韦利《论语》英译“偏离”的认知解释[J]. 外国语, 2016, 39(2): 89-96.
［61］ 钱春花. 翻译能力构成要素及其驱动关系分析[J]. 外语界, 2012(3): 59-65.
［62］ 马费成, 望俊成, 张于涛. 国内生命周期理论研究知识图谱绘制——基于战略坐标图和概念网络分析法[J]. 情报科学, 2010, 28(4): 481-487.
Mapping the Hot Topics and Trends in Cogni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2000-2020)
XIANG Xia1, YAN Qian-ting2
（1.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300, China; 2.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This paper reports on a series of co-word analyses to map the hot top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in China’s cogni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2000 to 2020 based on keywords from CSSCI journals. Firstly, an examination of high-frequency key words reveals that the focus of the studies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to empirical experiments. Plus, the clustering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studie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major clusters: empir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C1),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studies (C2), translation and metaphor studies (C3), and studies on the nature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its application (C4) . Finally, the strategic diagram unveils that C1 is the most dense one among the four and C4 the most centralized. Both clusters have the potential to grow into strongly-connected core topics in this field.
cognitive translation, key words, co-word analyses, clusters
H059
A
1001 - 5124（2023）01 - 0078 - 09
2022-06-15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汉英视、笔译的语篇认知加工模式对比实证研究”（17BYY089）
项霞（1980-），女，浙江衢州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认知实证研究、译员角色研究。E-mail: Xiangxia@nbu.edu.cn
（责任编辑 周 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