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重量 书写灵魂的重量

  一座山、一所大学、一群人和一脉传统   独秀峰是桂林城的一座标记,这不仅因为其山水美学意义上的挺拔与独立,更在于内中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造就一种文化。独秀峰不仅传承着干余年来的人文薪火,其山脚下的广西师范大学更养育了一批写作人,是为独秀作家群。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其中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涌现出了一批实力颇强的女作家,包括彭慧、冯志奇、张燕玲、杨丽达、杨映川、黄咏梅、刘永娟等。她们的背景与职业各异,创作题材与风格也较为多元化,但在写作的来路、质地和肌理上仍有若干共通之处:她们都曾置身于同一处山水的浸润,接受过同一脉学术积淀、文化传统的滋养,共享过同一座精神家园。而今,这部《背景——独秀女作家作品集》所呈现的,不仅仅是独秀女作家创作与其背景——大学文学教育、特定地域文化和人文精神滋养之内在联系,同时展现了一种尊灵魂的、有重量的、有着广阔精神视野和至深向度的文学,这也是她们所一直坚守的信仰。
  这信仰首先来自传承。张燕玲的一段话很好地阐释了独秀峰下的文化传统是如何在作家身上薪火相传的,它“不仅仅源于~城的桂花,更源于抗战时期那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的先锋精神,源于那道始终矗立我们身后充满生机的文化背景。这道背景犹如当时的西南联大,这道背景其实是座人墙:郭沫若、茅盾、巴金、艾青、胡风、欧阳予倩、田汉、夏衍、洪深、柳亚子……这真的是一座令中国人景仰的伟大人墙。……如此背景下的文化薪火,给我设下了一个高度,使得我30年来不敢松懈,那道背景在我心目中很大很大”。除却背景上的感召与文化精神的传承,大学教育对文学生产的影响则更为直接和具体。学院化的经典文学教育为独秀作家群提供了完善的知识结构和扎实的文学素养,这为其日后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校园文化的繁荣不仅丰富了莘莘学子的文学想象,也见证了大学里茁壮成长的作家梦,是以张燕玲说“个人的品格、心性和立场,根就在这里,就在这个时代,就在诗社里,就在师大里,就在桂花香里”。
  当个体与一个时代、一处地域的精神气质相遇合时,便会产生微妙又丰富的效应。这里,相同的文化背景与传承,相似的精神底色和胎记,使得她们承袭了独秀作家群所保有的一脉可贵的文学传统,即对人生世事持有深刻的洞察力,同时怀有可贵的悲悯与承担精神,关注历史和当下、城市与乡村、现实和梦想、此岸与彼岸,用细密的书写构筑那一小块故乡,却又以有力的灵魂叙事支撑起一个广大的时代。作为女性,她们又格外关注女性的命运,以其从容和深情为那些底层的、边缘的、于苦痛中的女性作证。
  走出闺房:另一种女性写作伦理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一向被奉为女性解放的圭臬,本意是为争取女性写作者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空间。然而在20世纪中国,当女性发现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时,便纷纷退回闺房,很多女作家沉潜入自己的幽闭内心,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中尤为突出,一时间“私人化写作”“身体写作”风靡文坛。独秀女作家们无疑是这场“闺房写作”浪潮中的异类。作为女性作家,她们虽然同样有着精微深刻的个人经验,但却以“缺席”的方式更深刻地见证了这些经验的“在场”。她们走出闺房,移步至更广阔的天地之间,建立了一条沟通自我与世界的路径,去挖掘和表达尘世间那些更为苦痛的、深沉的和极端的经验。本雅明曾经这样解释小说的目的:“通过表现人的生活把深广不可量度的带向极致。”独秀女作家的作品正是朝向书写“深广不可量度”与“极致”的“人的生活”的一种努力,为当代女性文学提供了一种极富价值的写作伦理。
  杨丽达的《桃花塘记》是一曲女性自我寻找与自我拯救的挽歌。抑郁症患者、妇产科医生解花雨对枯燥工作和无爱婚姻心生厌倦,失去了爱与性的能力。经过一番痛苦而艰辛的自我寻找终于康复,但等待她的却是“外面更多的障碍”。青娥是一位对爱情存有积极幻想的妓女,在经历了种种挫折之后嫁予良人。两位女性结局看似完满,其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心灵危机,因而此处作家用了小标题“无奈花开”,表现女性生存的窘境,即便在经历种种磨难之后获得了暂时的安稳,却亦是一种无奈之举,比安稳更永恒的是无限苦痛的记忆并指向不可知的未来。
  张燕玲则沉潜入历史,书写时空过往中女性的欢欣与悲痛、歌与哭,以及她们的生存和命运。散文《朝云,朝云》是对苏东坡侍妾朝云的欣赏和赞美。朝云身份低微,但却灵秀聪慧、极富才情,她与苏东坡相知相伴,即便苏轼被贬谪流放至岭南,她亦一路相随,克勤克俭,是“颇具现代色彩的爱情”,而作家之所以热爱朝云,是因为她“爱得够浓、够烈、够艳,也够精彩”。作家饱含深情地赞颂了朝云的生之热烈、爱之深切,同时也为她的逝去伤怀。朝云是女性实现自我价值与精神追求的典范,亦是女性理想爱情与人生模式的寄寓,这也许正是作家在寻觅心灵风景之途上想要抵达的岸。
  其实在独秀女作家的创作中,早有这样一脉深切的、富有人文关怀的女性意识。40年代女作家彭慧有篇小说《巧凤家妈》,主人公巧凤妈是个勤劳质朴、快人快语、有旺盛生命力的农村妇女,然而丈夫早亡,独生女儿巧凤又被日军飞机炸死,因而在村人眼中成了命硬、克夫克女的异类,因水灾只能去修路,最终被泥石流掩埋。这里,巧凤妈的形象与鲁迅笔下麻木的祥林嫂、萧红笔下忙着生忙着死的乡村妇人一样,是中国妇女群像的缩影。作家以记录者和守护者的角色对这片土地上的女性及其命运进行书写,照亮了那些几乎被忘却的悲怆的生命,使她们的无奈、苦难和心碎不至于被永远地从这个民族的记忆中抹去,为中国文学保存了一份温柔的纪念,更有一份沉重的哀伤。
  有精神根据地的写作
  地域文学叙事绵延百年,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传统的重要一脉。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地方经验为作家提供了精神根据地,使他们经由窄径而通达开阔的人心世界,所以无论是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沈从文的湘西,还是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都是作家为自己的写作建立的独一无二的王国。独秀女作家的作品中之所以具有明显的精神向度,也是因为她们还保有自己的精神根据地,这为文学提供了扎实的来头和去处。   刘永娟小说中的人物来自家乡桂北的每一个角落。《张美丽的戏》中的古东坪是一个古老闭塞的村庄,这其中有作家家乡的影子,亦是千万个中国乡村的写照。其中几代女性的生活经历、内心甘苦、梦想的萌生与破灭构成了一部乡村女性成长史。主人公张美丽“心里装的世界大得很”,然而高考失利令她不得不放弃美好愿望,嫁人、过如古东坪上祖祖辈辈女性那样的生活,理想砰然破碎的声音令人动容。母亲如所有的中国传统农村妇女一样操劳又得不到尊重,瘦、虚;女伴水莲早早嫁人生女,却因连生女孩境遇凄凉;妹妹考上师范却没机会继续读书;水莲刚出生的女儿病死,被“用撮箕提着,拎到田边,挖了个浅坑,就埋了”,留着过一阵儿肥田。作家几度写张美丽的心“苍茫而悲凉”,并借她之口发出这样的慨叹“古东坪女子的命运,几亿光年、无限的宇宙中的一小粒尘埃,有谁来悲悯呢?”现世中,一定还有千千万万女性如此尘埃般活着,作家对乡村女性充满了理解和仁慈,满怀怜悯地写出她们的生与死、希望与无奈,诉说女性置身于中国乡村传统道德与伦理中的悲剧宿命,于细腻中呈现大悲悯。
  张燕玲的散文《家在贺州》《流过潇贺古道的记忆》等以优雅、抒情的笔触,追溯了贺州的人文血脉,构筑了关于故乡的文化记忆。潇贺古道是沟通广西与中原世界经济文化的重要通衢,是岭南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而何香凝等文人客居贺州时于苦难中的高贵和良善,更内化为作家的自我激励。如此文化积淀与传承,润物无声地施惠于作家的地域文化身份建构,创作之外,她在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领域亦本着一腔爱与赤诚,持续为地域文学发声。
  黄咏梅的家乡在一个地理、风俗、语言都与广州很接近的城市——梧州,而成年后在广州的工作、生活经历又使她深悟到这个城市的精髓,因而有评论家说她的小说“岭南味最足”。的确,她作品中呈现的是世俗的、平民化的、更为接近本质面目和肌理的广州,《多宝路的风》流溢出的西关传统、风情、生活方式和人的心性,《负一层》阿甘妈的烧鹅店,《开发区》那个街坊活动中心,《勾肩搭背》中的白马、石牌村,还有服装批发市场里熙来攘往的男男女女……大世界和小人物,现实与理想,温情和冷漠,平和冲淡却又生生不息都在小说里交会,所谓广州精神也由此生发出来。黄咏梅在她的小说中不断投射对现代都市里小人物的关注,挖掘浸淫于岭南文化中的普遍人性。读她的小说,你会深深地感触于她的人情练达,以及掩藏在这之后的悲悯之心。她对人与外部世界之间互动关系的精细观察,对人内心经验的细致体会,以及对每一个梦想所投注的温情,追溯源头,应该都来自她对广州这个精神家园的“缱绻和失却的疼痛”。而精神根据地所带给一个作家的,也正如她所说,“更能让人真实地感到存在,这对小说来说可能是一个好的摇篮”。独秀女作家们所呈现的正是这样一种有根的、有温度的、有灵魂的书写。
  小时代中的大悲悯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谶语放在当下仍无比妥帖,无论关乎世事,还是文学。掀开喧嚣浮华的外衣,从精神底色来看,这无疑是一个小时代。人文精神与理想主义的失落表现在文学上,便是“商品”增加、“作品”减少,能够直抵时代与人心内核的文字更为难求。因而,那些书写时代缝隙中的残酷真相、关注入的心灵无处还乡的作品便显得尤为可贵。
  黄咏梅的小说中就蕴含着这样的品质。《负一层》的主人公是一位弱智低能的女性阿甘,经历了生活的种种不顺后跳楼自杀。抛开被母亲嫌弃、被恋人抛弃和被炒鱿鱼的表象,平庸的日常生活所给予人内心深处的挫败感与无望是摧毁阿甘的元凶。在都市这一现代性所赖以依托的公共空间中,除了摩天大楼、车水马龙以及一切带有未来主义属性的速度与力量,仍有无数平凡甚至渺小的芸芸众生,作家笔下的他们在时代夹缝中的扭曲生命与内心,远比物质的泛滥、欲望的叫喊更为痛切和有穿透力。杨映川也是一位擅长写都市人压抑灵魂的作家,小说《三公里》中的两位女主人公因为一场偶然事件改变了各自的人生道路,十余年来背负着同样的心灵枷锁,隐秘心理无法为外人道,只能通过梦游、苦力等自我折磨的方式来得以释放。作家将都市人心幽暗处的罪感刻画得极为深刻。罪感来自道德感,是人对自身错误与缺陷的认识,并将通过忏悔与赎罪指向终极价值。杨映川小说中对于人类灵魂深处罪感的表达,体现出作家精神追问的深度,在当下写作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张燕玲散文《此岸,彼岸》中那群没有彼岸的台湾老兵,冯志奇散文《没有署名的歌曲》中历经坎坷却未改初衷的王洛宾,都是苍茫世事中等待普度的灵魂。他们所遭受的肉体创伤和心灵疼痛被作家以悲悯之心带入更广大的精神视野,这正是文学的大境界。
  让我们再回到彭慧。她于1947年写下的短篇小说《皮大衣太太》如今看来仍颇具现代意味。火车上与“我”同车厢的穿皮大衣的太太,本是未经过都市文明洗礼的天真的乡下姑娘,却硬要被丈夫塑造成一位北平官员太太,为此置办了皮大衣,将来又要买新皮鞋、烫头发、学北平话。而丈夫做这一切的初衷并非出自对妻子的爱,却是想通过漂亮的太太来献媚于上司。在这里作家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女性被男性霸权的物化过程,更有乡村与都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和纠葛,以及其间人心的浮沉。直至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仍是一个极富张力的空间,也是当代独秀女作家们所反复表现的。
  她们与受过那方山水滋养的许多人一样,对过往生活中的美好始终怀着珍视与感恩,并对我们生存的现世和人的心灵抱有无尽的关切与敬重,不惧怕难度,不回避人灵魂里深刻的痛楚,我想,这正是独秀女作家作品背后的精神底色,也是文学应该坚守的一种道德。